上党文化 | 长治、平顺两大地名暗藏玄机

长治、平顺与陈卿起义（上）

　　长治市的地名，取之于成语“长治久安”。平顺县的地名，更是寄托着平安、昌顺的美好愿望。我们从前人命名而至今不变的地名中，也可以看到传统法治文化的深远影响。

　　长治、平顺，这两个地名与历史上的一次农民起义有关。明朝嘉靖初年，山西晋东南青羊山一带爆发了一场由当地人陈卿领导的武装暴动，今称“陈卿起义”或“青羊山起义”。暴动被平息后，明王朝在起义中心地带设立平顺县，同时把潞州由州升府，潞安府直属管区命名为长治。　

陈卿的故里在当时的潞城青羊山，今为平顺县石埠头村。当地陈氏一族父兄子侄辈人数众多，颇有势力。陈卿于正德十一年（公元1516年），纳充本县听缺吏后参礼房典吏，后又转参沈府长史司刑房典吏，也就是说陈卿曾在当地官府任职，但陈卿未及到沈府到任，就“避难逃回革役”。陈卿为何逃任，因史料缺乏，细节无从考稽。到了嘉靖二年（公元1523年），陈卿同族陈迁因劫财杀人等事被捕，陈卿也一并被捕。在审讯时，陈迁招供说陈卿也曾参与劫财杀人，于是陈卿被问斩。陈卿一边向上申诉，一边伺机逃归青羊山，与父亲陈琦等往来山西、河南地方，流劫乡村，聚众起事，走上了与明王朝公开对抗的道路。　

陈卿起事后，明朝先是在州县一级开始剿捕，然而地方官吏不和，“失于抚捕”，使得陈卿武装进一步壮大，势力遍及山西、河南、河北三省。官军多次征剿，但因号令不一，抚剿无定，皆告失利，最终惊动了明廷中央和嘉靖皇帝。对于是剿是抚，明廷曾有争论，嘉靖宠臣张璁主剿，张璁奏言：“潞城为京辅近地，不可容乱贼所据也。”“平此一方贼，则威行于延边，风闻于天下。潞城则中国之寇，魁首尚在，敌杀官军凡三十四员，屠戮生灵无算，诚不可不诛。”他更以唐宪宗平淮西一事为例，建议选派大员前去征剿。嘉靖帝最终决定发兵征剿。嘉靖七年（公元1528年）五月，朝廷调集山西、山东、河南数路兵马会剿陈卿武装，到当年十月，陈卿战败被俘，解赴北京处死，起义宣告失败。　

陈卿起义被镇压后，嘉靖皇帝派兵科给事中夏言到潞州负责善后。夏言到后，看到当地“室炉器用尽已烧毁，困窑米粟尽已发掘，牛羊头畜尽已夺去。资产荡析，生理穷簇，跧伏空山，寄命无所。为恶者凶顽之性未革，被害者忿怨之气方新”，为免再生事端，于是奏请“暂免差徭”，同时“不许再以贼情互相攀扯告诘”，并给予“良民由帖执照”“发官银通加赈恤”。经过夏言的妥善处置，地方最终安定下来。

长治、平顺与陈卿起义（下）

明王朝没有以平息陈卿起义为满足，而想要从根本上消除乱源，故夏言此来，还肩负另外一项使命，那就是对青羊山地方“应否设置衙门”给出意见。夏言为此会同晋、豫地方文武官员实地考察，看到青羊山一带地方“东西相距一百余里，南北相距一百四十余里，山连万叠，水分两河，村落颇多，生聚甚众。远者离县一百余里，近者离县八九十里，官府法令难及，上下情意不通，中间强犷之民往往出山潜行劫掠，四外流来之贼往往入山託为窠巢，是以泾渭同流，薰荟一器，积成逋逃之薮，号为盗贼之区。昨年贼首陈卿乃敢凭负险阻，拘留命使，纠集徒党，敌杀官军。事虽起于激成，罪有同于谋叛”。如今叛乱虽然平息，但如果“不为善后之图，恐将来余蔓，未免复萌之患。所据建设县治、学校、巡司、关隘、军堡等项贵在旦夕举行，势不容缓”。明确提出应在青羊山一带建立县治。为明确县治所在地，夏言于“山中周览五日，其山川阨塞，道路险夷，村墟井落攀援上下，一一皆经心注目”，最后选定“青羊一村人民颇众，山水环合……所宜开设县治，勘以居养人民”，建议在此处设立衙门。同年，嘉靖允准：“析黎城五里、潞城十六里、壶关十里，共三十一里置县”，取“平顺百世之泽”之义，赐名平顺县。

　　明王朝对潞州地方的行动并未止于设立平顺县。在上疏请设县治同时，夏言又上《改建潞州府治及添设兵备宪臣疏》，以潞州“地势雄胜，城郭宏状，民物殷庶，居然河东巨镇，考之前代，皆为军州府路”，“古城黎国、潞子皆其地也”，“今属以一州，似乎建置弗称，统御为难，近年兵兴盗起，有由然矣”，“又况泽潞古今要害，太行之险，雄跨中原，中间长林大谷，蛇虎所都，加以宗藩设邸，军卫列屯，宪臣似亦不可少者”，提议将潞州由州升府。到嘉靖允准，将潞州改为潞安府，设附郭长治，长治这个地名也从此出现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。　

平顺县、潞安府的成立，其直接导火索固然是陈卿起义，但明廷此番区划调整，实有其更深层的考虑，那就是借此机会遏制当地强大的宗藩势力。潞州当地的宗藩势力是沈王一系。明初，太祖朱元璋大封皇子于各地就藩，其二十一子朱模被封为沈阳，就藩潞州。到了正德、嘉靖年间，沈王一系已经在潞州开枝散叶，自沈王以下，“分封为陵川等王府者十有六，为镇国府者六十有三，为辅国者七十，为奉国者二十有二。”潞州地区存在如此庞大的宗藩势力，却只有一个州官治理，“官秩既卑，权力有限”，“不足以禁制奸豪，抗抑权势”。宗室势力压过官府，导致矛盾弊病丛生，也成为陈卿起义得以坐大的渊薮。夏言在多日调查中意识到了这一情况，在建议潞安升府的奏疏中直言“宗藩强大，生齿浩繁，风俗顽悍，狱讼蝟兴”，“且泽潞等州皆宗室封藩之地，恪守祖训而深居不出者固有，好生事端而輘轢（辗压、欺压）有司者甚多，加以军卫杂处，颉颃难制。小则媒孽州官之短，大则挫抑州官之威。政令不行，率多坐此”。

　　宗藩势力横行霸道，地方官却因为品秩不高而不能予以制止。夏言为此提出的对策是将潞州升府，“知府势位尊严，人心畏惮，较之州官不侔远甚”。潞安府与太原、平阳、大同并列而为四府，达到了“庶体统一而政令行，官位尊而强悍服”。　

明王朝政治腐败，不断加重人民负担，致使民不聊生，四处流亡，是发生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。封建制度造成皇室宗藩势力，在地方上兼并土地，横行霸道，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社会毒瘤。明王朝的专制制度下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矛盾。但平定起义后有效的善后安抚工作，毕竟达到了当时一个地方的安定。从陈卿起义，到长治、平顺的地名出现，也是山西法治文化历史上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。

来源：山西法治报

编辑：勾文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