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分娩镇痛成为产妇“标配”

分娩镇痛，即大众熟知的“无痛分娩”，通常指椎管内分娩镇痛技术，主要包括硬膜外腔镇痛、蛛网膜下腔镇痛、蛛网膜下腔—硬膜外腔联合镇痛等。医学界公认这是一类安全成熟的技术。

中国分娩镇痛的起点要追溯到1963年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（以下简称为“北大医院”）麻醉科张光波教授牵头开展“硬膜外阻滞分娩镇痛”临床研究，并在翌年撰写论文《连续硬膜外阻滞用于无痛分娩的探讨》，证实了分娩镇痛的可行性。

遗憾的是，论文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发表。几十年后，在多方努力下，论文正式发表，成为我国分娩镇痛发展状况的宝贵记录。

分娩镇痛的系统性探索始于20世纪末。2001年，北大医院在全国率先成立“分娩镇痛多学科协作组”，由麻醉科和产科共同参与，开创了“中国式分娩镇痛”管理模式。2002年，北大医院举办首届“全国分娩镇痛学习班”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参加。

那时，国内开展分娩镇痛的医院不足1%，许多产科医生甚至认为“疼痛是分娩的必经之路”。早期开展分娩镇痛的阻力超乎想象：麻醉医生人力不足；产科医务人员担忧分娩镇痛影响产程；产妇家属对麻醉存在误解，认为分娩镇痛会影响新生儿智力发育；分娩镇痛收费标准缺失，大部分地区硬膜外麻醉收费不足200元。

笔者所在团队坚持用研究数据“说话”，2003年，团队在《中华麻醉学杂志》上发表论文《规模化分娩镇痛的可行性》，对819名接受椎管内分娩镇痛产妇情况进行分析后证实，分娩镇痛可将剖宫产率降低10%~15%，且不增加新生儿不良结局风险。这一结论逐渐让业界的保守观念开始松动。

2018年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首批913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建设工作。此次发布的《关于全面推进分娩镇痛工作的通知》提出，到2025年底，开展产科医疗服务的三级医疗机构全部能够提供分娩镇痛服务；到2027年，开展产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能够提供分娩镇痛服务。这意味着分娩镇痛将从试点探索迈向全域覆盖。

中国分娩镇痛的推广史是一部多学科协作、政策创新与社会观念变革的交响曲。

分娩镇痛需要产科、麻醉科等多学科协作联动。在欧美指南基础上，笔者团队针对中国产妇特点，对部分技术进行了本土化创新。例如，采用低浓度罗哌卡因复合舒芬太尼，与欧美指南推荐方案相比，虽采取同样的镇痛药物，但该方案采用药物浓度及剂量是国外的三分之二，既能达到较好的镇痛效果，又减轻药物带来的运动神经阻滞现象，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“可行走的分娩镇痛技术”。产妇间歇脉冲硬膜外输注技术（PIEB），即通过硬膜外导管外接脉冲镇痛泵，产妇可以按需自主追加药量，以提升其舒适感，并能满足全产程的镇痛需求。以往，产科医护人员往往对分娩镇痛有顾虑，担心产程延长，尤其是第二产程延长。2014年，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编写的《新产程标准及处理的专家共识》发布，率先提出第二产程继续镇痛理念，即运用“适度镇痛”以避免消除宫缩感并保护产力，并于2019年在《中华围产医学杂志》发表论文《新产程标准下全产程分娩镇痛对母婴结局的影响》，引领了行业理念更新。

分娩镇痛的“升级”不仅是技术的迭代，还是服务模式的革新。北大医院探索出三大核心机制：麻醉医生进驻产房，24小时值班，打破“麻醉医生只属于手术室”的传统；开设产科麻醉评估门诊，在产前评估镇痛适应证，提前与产妇和家属接触、沟通，提供分娩镇痛的咨询服务，缓解焦虑、化解风险；设置“即刻剖宫产”应急流程，确保在镇痛状态下如遇胎盘早剥、胎儿窘迫等紧急情况实施剖宫产的安全性。

2018年，笔者与北大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、北京常春藤医学高端人才联盟副主席尹玲教授共同发起“常春藤·无痛分娩基层行”公益项目，改变以往“请进来”办培训班的模式，专家小分队“走出去”到基层，送知识、传理念。6年间，专家团队足迹遍及内蒙古、山东、四川、河北、陕西等10个省份，通过“理论培训﹢模拟演练﹢实地带教﹢培训后质控指导”的教学模式，为基层医院培养骨干7200余人。